社交賬號登錄

社交賬號登錄

0/34

上傳頭像

拖拽或者縮放虛線框,生成自己滿意的頭像

頭像

預覽

忘記密碼

設置新密碼

在建設部大院,花家地小區以及玉淵潭公園 |北京故事

文化

在建設部大院,花家地小區以及玉淵潭公園 |北京故事

孫今涇2019-10-06 11:34:13

“你見過我們這樣的小區嗎?”

建設部大院

建設部大院在三里河路九號,北京西二環和西三環的中間,這一片有不少單位大院。北京的單位大院大多造于 1950 年代,因為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就像“獨立的小社會”。建設部大院里如今仍設有住建部幼兒園和食堂——雖然住戶們說“很少去食堂了”,西門附近開了一家私人餐廳。超市也是后開的,新增的設施還有果蔬攤、修車配鎖的,和一家房產中介。

房產中介說,因為基礎設施完備,“小區的人普遍素質高——過去都是干部”,建設部大院是這一片的“明星樓盤”。“多層每平米 9 萬 5 ,高層每平米 11 萬 5。”多層指的就是那些 1950 年代造的房子,去年外立面剛剛做了翻新,刷成磚紅色。高層住宅大多是在 1999 年建造的,2007 年又新增了兩棟。

一位在西邊花園長椅上看報的老人說,他們家差不多十年前就從一棟較老的高層搬到了新樓里。“兒子在住建部,又分了一套房子。現在是沒有分房子了。”老人來自河南,初到大院時覺得“真是方便啊”。

大院里有好幾個花園,各不一樣。共同點是夏天蚊子多。另一點是,常常一個人起身走了,就可能會有更多人離開。他們彼此間可能都以鄰里的行蹤為一天的時刻表。

靠近西門的廣場,距離西門步行不到一分鐘的距離。花壇里種著黃楊,走上臺階,左右兩翼又有空地,各種有三棵極大的懸鈴木,把頂上的天全遮擋起來,只剩中間的一塊。花園的一邊在整修,另一邊有兩張棋臺,中午 11 點,一張有七個人圍著下棋看棋。另一張有人拿著過去單位發的搪瓷碗吃飯。兩張中間擺著七條長椅,長椅上坐著的老人都統一穿著 polo 衫和西褲。還有人更講究,給西褲系上了皮帶,戴一頂寬邊帽。只有一人面前擺著布面行李箱和雙肩包,他埋頭發訊息,似乎在等人。

11:40,午飯時間,廣場上人散去。下棋的人堆里走出一個拿著黑色水煙筒的,水煙筒有約半米長。修管道的工人開始挪到廣場的長椅上,或坐或躺。那之前,他們蹲坐在草坪的樹蔭下吃飯。樹的枝葉散得極大,遠看像群鹿圖。

這一處公園里的女人很少。“常有孩子打球,不太安全”,幾個女人坐在單元樓下的空地上說。她們自己搬了椅子,還有兩張厚實的單人沙發。這里離西邊花園很近,但她們不常去,單元樓下原本也固定有長椅被自行車團團圍住,如果不是其中一位指了指,很難發現。

東邊的花園是最大的,方方整整的,還有一條帶遮的長廊,廊外種了桃樹,這時節已結出青色的果子。

這一處的花園連著大院乙區。一位在花園里等客戶的中介說,和這處花園一樣,這處住宅也有優待,“乙區住的人素質最高。這一棟是住建部的領導,這一棟是鐵道部的。鐵道部這一棟,領導的房子朝南,不是領導的朝北。 ”

七號樓是棟多層的老樓,樓前有個長條形的小花園,靠近小區內側,較隱蔽,常有人在這兒說“心里話”。

“丈夫老出差,就跟著他混,只用自己出機票錢,其它都那邊管。” 一個頭發全白的老太太剛剛從食堂買了饅頭回來,她停下說。聽起來她的丈夫過去是干部,什么都用“公家”的。不過去世得早,“他一直身體不好,他爸就只活了 62 歲。”

“整個大院最有名的就三個人,”她又講起大院里幾位老干部的軼事,“現在的老婆是后來娶的,原來的都在鄉下呀。”另一位老太坐在輪椅上聽她說,她身后還坐著一位護工,對這些話題沒有一點兒興趣,也可能是職業的表現。臨走時,白發老太說:“八毛錢一個,夠我吃半個月了。你說怎么辦呢,又不會自己做。你說上了歲數的人活得多可憐。”

兩位大爺坐在棋盤邊,一人持一種口音。右邊的這位剛搬進大院不久,對哪里能買到饅頭很感興趣,他和白發老太搭了句話。左邊的這位說自己解放前就來了北京,“古時候打仗歸來都走德勝門”。他又盡力聊天,“江蘇是不是下雨多?”也盡力回答說:“是,這里干燥,我們那里潮濕。”

到了下午 2:30,有經驗的中介喜歡坐在這里給新員工做“思想訓練”。他們說,“做得最好的小孩,這個月業績就掙了 7 萬。”他們還告訴新人,房產中介如今也引入了金字塔結構,“A,M,H,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級別,到了 M 級別你就有團隊了,團隊成員一部分的利潤在你這里。”

這時,一個男孩和一個女人來到東邊的公園,“沒人。”

“太早了。不然我們先回去。”

“不回,一回他們又讓我睡覺去。”

男孩拿著打沙袋的弓弩一樣的東西。他獨自一人擺弄了一會兒,覺得無趣了,正走出去幾步,來了倆人,又快跑回來。

花家地

傍晚 6:10,花家地西里小區 110 號樓前一塊高起的空地上,坐著五個人。他們面前是一大塊草坪,草長得高,沒過腳踝,但草坪加了圍欄,不是可以走進歇腳的,是供人遠觀的綠化帶。

我們來到此處本是因為后方的 108、109 號樓。十多年前,這里是一批畫家的聚集地——張曉剛就住在 301 室,邱志杰住在 1118 室。畫家們搬到這里除了離美院近,還因為需要大面積的工作室,早年西里的房子可以打墻。(而現在的新住戶甚至都沒聽說過這回事。)從外面看,這兩棟樓呈 L 形,軸對稱排列。畫家們回憶說,樓間有一塊公共空地,俯瞰就像八卦圖。但實地看,這片空地平常得很,花壇無人修剪,灰蒙蒙的。花壇也做得太高了,不適合坐。

往前走就繞到了 110 號樓。空地上的五個人很引人注目,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在自家后花園的感覺。他們還主動介紹起是如何把這一處空地改得“面目全非”的。

最驚人的是草坪的入口處,圍欄被刷白了,擺一張玻璃茶幾,一大口缸,缸里培幾株荷葉,還有噴泉,吐得又低又滿,像緩緩吹出個大氣泡。一個光著胳膊、帶文身的男人說,他們為噴泉接了電線,線通過鐵藝拱門繞了半圈,和半空中的電纜線連在一起。進入草坪有一張長臺,上方有竹架子,托著一尊假山。

“你瞅瞅,草坪里還有什么?”有紅色火烈鳥和“小矮人”,是公園草坪里常見的那種微型雕塑。

“是不是沒見過這樣的小區?”光胳膊的男人說,他坐在一張紅色皮椅上,空地上還有另一張,對擺著,成套。一個戴眼鏡的男人靠在躺椅上,心滿意足。另一張躺椅擺在空地的左邊,那里三人圍坐成打牌談心的格局。在他們中間,還有三張棋盤桌——這一帶的小區里常見這種棋盤,有的圍滿人,有的就跟這兒一樣,讓本就不寬敞的空地變得更擠。

“我們這幾個人原來就是街坊。住皇城根兒那時候就是街坊。那頭那人,你瞧見沒,是街坊的兒子。后來一塊兒搬了來。所以說,我們都特熟,多少年了。我們是正宗老北京,二環里的,那時候就幾個區算北京,這兒就是一農田。”還是光胳膊的男人說,“我們真是北京土老帽兒。 ”

“什么北京土老帽兒,”一個門牙又大又外凸的男人說,“是北京大爺。那天我回去,坐那兒,提個鳥兒,搖個扇。一片兒警過來問我,你干嘛呢,裝大爺呢。現在的片兒警,都不是老北京,在胡同住過?”

“他沒在胡同住過,沒見過,但也聽說過什么樣兒。”眼鏡男人說。

光胳膊男人打斷了他:“什么北京大爺,你就是一北京土老帽兒。”他咧著嘴,“沖你這門牙,你就是土老帽兒。”

一錘定音。又轉頭問眼鏡男人:“你們家院子里的桃樹怎么樣了?”

這些小區的綠植里常有桃樹,但小區里沒有一戶是帶私人院子的。他們這會兒說的是小區公共的花圃林地。

“看著今年能結果子了。”

“也種了兩年了吧。”

“是。剛開始扦插那時候,可不容易。”

“還真是。”光胳膊男人見有人來,打招呼道,“嘿,周姐。”

周姐沒應答,她提著一袋垃圾繞過空地去。“周姐是哪兒人來著?哦,對,溫州文成。上回她說,有一次回老家,要說方言,結果幾天舌頭都轉不過彎來。”三十年前嫁到北京,周姐生了倆兒子。其中一個和他們一起住在這小區里。

周姐扔完垃圾,朝空地來。她從五個人面前經過,走到空地的最右端,靠著棋盤桌坐下。

“說正經的,裝電梯有戲嗎?”光胳膊男人發起了新議題。

“沒戲。”周姐坐定,開口說。她還是帶著一點兒南方口音。

“為啥沒戲?定了嗎?”街坊的兒子也側身看向她。

“要先裝八幾年(蓋的)的房子。九幾年的還早呢。”

“越新的房子倒越不給裝電梯?”光胳膊男人有點兒糊涂了。

玉淵潭公園

李大爺新買了臺藍色隨身聽,插進 SD 卡,就可以聽評書和鄧麗君。他坐在玉淵潭公園的石椅上,忘了帶耳機,路過的人都能聽到隨身聽里傳出《南海姑娘》。后來有人在他右側的另一張石椅上落座,他馬上把音量調小了。

李大爺面朝荷花池,這是玉淵潭公園最大的湖,沿湖跑一圈大約有 4700 米。李大爺跑過,所以知道。湖邊種滿大山櫻,春天一到,滿樹櫻花,“門票 20 塊錢”。平日里也不是免費,門票 2 元。夏天公園的景致是荷花。“文明游園,請勿采摘荷花荷葉,請勿撈魚”,一個穿黑制服的年輕人提著喇叭在湖邊走。

李大爺在 4:20 起身。他要沿湖走大半圈,走到靠近公園南門的橋邊,那里有一處樹林,“ 四點半,很多人會從那里出發,沿湖跑步。”

今年 83 歲的李大爺過去也跑。他畢業于體育大學,個子挺高,毫無松弛之態。不管是白色棉麻襯衫、阿迪達斯短褲、運動鞋,運動手表,銀邊墨鏡,還是那頂淺色闊檐帽,都讓他看起來精神且有格調。他說自己每天堅持跑 4000 多米。

“ 1999 年開始跑。去年開始不跑了,怕摔著。”

“去年跑步時摔跤受傷了嗎?”

“沒有。”李大爺否認了猜測。但二十分鐘后,他的朋友,88 歲的馬福昌說,李大爺確實在去年摔了一跤,“而且他體育大學畢業之后,分配到了新華社,沒有從事體育工作——不像我。”

馬福昌在 4:30 已經跑完了一圈,他光著膀子,穿一件淺綠色休閑短褲。因為靜脈曲張,他的小腿上穿著緊身絲襪。馬福昌退休前一直是中學體育老師,加上年紀最長,在這片樹林里,人人都喊他“馬老師”。

這時候,樹林里有大約 37 人。“什么人都有”,一位被稱為跑步隊副隊長的人介紹說:有建設部的——建設部離這兒不遠,大家都叫他“部長”。“那人以前是空軍大校”,他指著一個正準備回家的男人說。還有開飯店的,是個女人——跑步隊里女人很少見。“有的人條件好一些,看他抽的煙能看出來,有時候還會買個西瓜,大家吃。”馬福昌補充說。

樹林被分成三塊。最南面是跑步的起點。4:30 左右,十多個光著膀子的男人剛剛從這里出發。他們中快的不到半小時就跑完了,慢的走走停停,要 50 分鐘才能跑完 4700 米。

南面的“中國少年英雄紀念碑”前是排球場,往北一點兒是羽毛球場,但這天下午,球網被收了起來,空地上有六七個踢毽子的人。其中兩位女士穿著玫紅色的統一隊服,一位男士在進行一對一教學。“又快了,你別去接它。”教練說。

北邊一整塊地,有 15 種共 23 架健身器材。但只有在單杠做引體向上——因為難度高——才有觀眾。老手戴著防滑手套,一位個頭不高、號稱下崗工人的贏得了滿堂喝彩——他不僅能做引體向上,還能在空中高抬腿。“看不出來 65 歲吧!平時吃肉還能吃一斤。”觀眾里老手對新手說。

馬福昌過去能做“倒懸垂”——一種頭朝下的引體向上,“做了幾十年”。這種動作的難度能讓這兒的人全部折服,包括“一斤肉”先生。但兩個月前,馬福昌在家附近踢毽子時摔倒,有輕微的腦溢血,住院兩月。回來時,他站在單杠下,發現自己連最簡單的引體向上都做不了。

“他們來問我發生了什么。我們大家其實都沒有留電話,什么聯系方式都沒有。”

“會讓您小心一點嗎?”

“會。有時候會過來看看,說一兩句。但主要是看自己,我自己有把握,哪些動作還能做,哪些不行。”

馬福昌剛剛獨自跑完一圈,汗散盡了,套上淺色橫條 polo 衫。他先做了幾個搖擺、支撐的雙杠動作。在人稍微散去一些后,馬福昌走到單杠下,沒敢直接跳起抓住單杠。他踮起腳,盡力夠到杠,勉強完成了十個不標準的引體向上。

馬福昌 1954 年從山西師范大學畢業, 24 歲進入北京三十一中,成為一名體育老師。“當時國家要強身健體,第一屆體育專業,只有 28 人,北京問山西要人,就分配到了北京工作。當時很嚴,體育教案寫得不好,不讓上課。 ”

馬福昌還做過高三年紀的班主任。他記得“那時候考大學要政審”。1960 年代,政治氣氛最濃。 “文化大革命,學生批斗老師,貼大字報。寫我的大字報上就一個字,狠。學生最介意的其實是老師偏心。我對好、壞學生一視同仁,都很兇很嚴格。”

停課兩年后,馬福昌印象中北京三十一中是第一個復課的。學校組織軍訓,學生在操場練隊列,其他學校都來參觀。 “當時中國和蘇聯形勢緊張,可能要打仗,軍訓也是做軍備,學生那時候十分鐘上三層樓沒問題。 ”

高考直到 1977 年才宣布恢復。這對大部分師生來說都是好事。馬福昌也高興,但他也意識到,“體育就沒那么重要了,文化課更重要。”

1991 年,馬福昌 60 歲退休。他攢了一些錢。工資只是一小部分——“大學時候工資 56 塊,工作一年后工資 79.5,愛人工資 100 塊,湊合過。 我也去電大上課,一節課兩塊錢。 ”他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股市剛剛開始時,做了幾年股票,“掙了錢,在順義又買了房子”。這讓他在退休之后,幾乎沒有后顧之憂。

馬福昌開始在玉淵潭跑步。開始時候,跑步的人不多,“真正開始鍛煉健身的熱潮,是在 90 年代后期,溫飽問題解決了,開始注重身體健康了。這幾年,健身就更流行了。 ”

馬福昌住在馬神廟附近,坐公交來玉淵潭只需十分鐘,“其他人也都是因為住得近。”他們彼此間不留聯系方式,但每天都留意誰來了,誰沒來。

“昨天我等了你好久。你是去喝茶了嗎?”李老師剛走進樹林時,馬福昌坐在花壇邊問他。一群人里數他倆最大,因此特別留意對方。馬福昌認為李大爺還應該堅持練,“摔一跤沒什么嘛”。李大爺稱馬老師“我們的精神榜樣”。

兩個在附近部隊工作的年輕人來了兩個月,“上次我做單杠,被他們嘲笑了。”“他們做運動好像比我們還年輕。”

但只要仔細聽他們走路,就能聽到明顯使不上勁兒的鞋底拖地的聲。

這和裝備無關。馬福昌穿一雙耐克跑鞋,“這鞋子是孫子第一個月工資買的。 ”馬福昌說,“曾孫也出生了,每星期我去看一次。” 他還想給孫子買一輛車。小兒子婚后不久就離婚了,孫子從小跟著馬福昌長大,那時候他總是教他背唐詩。習慣留了下來。現在,馬福昌“除了鍛煉,就喜歡背詩”。

李大爺也穿著兒子買的運動鞋。他對馬福昌說,“退休之后我就沒買過衣服。”

喜歡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報 ,每天看點不一樣的。

北京赛车计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