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賬號登錄

社交賬號登錄

0/34

上傳頭像

拖拽或者縮放虛線框,生成自己滿意的頭像

頭像

預覽

忘記密碼

設置新密碼

文化

20 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經歷了怎樣的興亡更替?

曾夢龍2019-10-08 15:13:35

“六代知識分子的興亡更替,幾乎濃縮地折射了 20 世紀中國的全部歷史。”

《安身立命:大時代中的知識人》

內容簡介

安身立命,繼而立國興邦。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現為三種不同的人生關懷:社會(政治)關懷、文化(價值)關懷和知識(專業)關懷。這是三種不同層面的人生關懷,有著由顯到隱、由外向內、由入世到出世的區別。作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這三種關懷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時具備的。

《安身立命: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從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出發,進而關照到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和中國的社會變遷與思想轉型,既是一幅宏觀的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群像,亦是一張張纖毫畢現的知識分子個體的心靈圖景。

作者簡介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華東師范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主要從事 20 世紀中國思想史與知識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啟蒙的自我瓦解》(合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啟蒙如何起死回生》、《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等。

書籍摘錄

20 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

歷史,總是由知識分子書寫的,然而,知識分子自身的歷史,卻常常無人書寫。個中的緣由,大概是因為知識分子在中國,一直被認為是一根依附在人家皮上的無足輕重的雜毛,連獨立的名分都沒有,何來獨立的歷史?這一情形,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有所改變,在文化熱之中,產生了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反思的方法有多種,其中之一就是歷史的反思,于是,知識分子開始有了自我的歷史。

算起來,研究知識分子歷史的,在 80 年代我算比較早的一個。我個人之所以對知識分子的歷史發生研究的興趣(而非人人都有的談論興趣),起因純屬偶然。 1982 年我在華東師范大學畢業留校,系里分配給我的教學任務是中國民主黨派史。中國的民主黨派,在其成立之初,絕大多數都是自由知識分子的聚合。一部民主黨派的歷史,也不妨讀作一部知識分子的歷史。在當時文化熱氛圍的烘托下,我嘗試以一種文化的視角來考察這些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考察他們在一個大時代中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轉型。當時,我采用了“知識分子獨立人格”這樣一個中心理念,而且將這一理念作為研究轉型期知識分子的主要依據。

“知識分子獨立人格”這一理念在當時的知識圈里得到了相當普遍的回應,成為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反思的重要成果之一。不過,現在回過頭來看,盡管這一理念在當時具有現實反思的充足理由,但其學理和歷史上的論證依然是不充分的。何況,學術研究在起初可以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熱忱所引發,但其持久的生命力應該是自洽的、獨立的,而不是作為意識形態的工具。這是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學術體現。而作為學術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史,就不僅僅是一部獨立人格的轉型史,它還具有社會學、知識學等多種蘊涵,應該通過思想史、學術史、文學史、心態史、社會史等多學科的方法多元化地加以研究,而且是獨立的、冷靜的、與現實有距離的客觀研究。

為了替以后的知識分子史研究打好基礎,從 90 年代初開始,我暫別這一課題,從一個更宏觀的背景—— 20 世紀中國現代化的整體歷史,來觀察知識分子所憑借的時代背景和所面臨的歷史問題。同時,通過跨學科的廣泛閱讀,調整和優化自身的知識結構,以期在一個更廣闊的歷史/知識背景下來理解和解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這一調整到去年(2006年)得以完成,我重新從宏觀回到微觀,回到自己原先的知識分子歷史的研究,回到 20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的課題。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有過幾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大時代。所謂大時代,按照魯迅的說法,“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大時代有四個:先秦、魏晉、明末清初和20世紀。在這些大時代中,整個社會面臨著巨大的轉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僅與政治環境發生激烈的沖突,而且自身也面臨著巨大的矛盾。大時代的知識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單純的,也是最復雜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現在,我們仍然置身于一個大時代之中,書寫20世紀知識分子的歷史,也就等于在書寫我們自身。

不過,對于學術研究來說, 20 世紀畢竟太宏觀了。這短短的 100 年間,發生了多少波瀾曲折,其變化動蕩的程度、周轉復始的更替,幾乎等于過去十個世紀。 20 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幾代人。更確切地說,在整個 20 世紀中國,總共有六代知識分子。以 1949 年作為中界,可以分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

無論是前三代還是后三代,都有自己的歷史中軸,那就是五四和“文革”。對歷史中軸的理解,成為理解前后三代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五四和“文革”,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事件,而且是一種知識的和心態的分水嶺,以一種什么樣的閱歷和身份經歷它們,足以區分幾代不同的知識分子。所謂的代溝,也往往通過重大的歷史事件而得以明晰。

最初出現在 20 世紀中國舞臺上的,是晚清一代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等人。他們大多出生于 1865 — 1880 年間,早年受過系統、良好的國學訓練,有傳統的功名,但為變法圖強之故,已經十分重視西學的價值,但那些新知多是從東鄰日本轉手而來,常常顯得一知半解。從骨子來說,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體西用”。盡管如此,他們畢竟是跨世紀的一代,既是中國歷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識、新思想、新時代的先驅。他們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筆鋒常帶情感”的梁任公,影響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識分子。

1915 年以后,新的一代知識分子崛起了。像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梁漱溟、陳寅恪、周作人這代人,大多出生于 1880 — 1895 年之間,是中國第一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說第一代,是因為他們不再走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會結構中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立職業,比如教授、報人、編輯、作家等,而且在知識結構上,雖然幼年也誦過四書五經,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學堂中得到的教育,后來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歐美留學,對西方文化有比較完整的、直接的認知。這是開創現代中國新知識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態、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著中國傳統的不少特點。

到 30 — 40 年代,又一代知識分子開始嶄露頭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話說,可以稱之為后五四知識分子。這代人實際上分為前后兩批,前一批出生于 1895 — 1910 年之間,他們在求學期間直接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是五四中的學生輩(五四知識分子屬于師長輩),這代人大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有很好的專業訓練。如果說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在知識結構上都是通人,很難用一個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話,那么這代知識分子則是知識分工相當明確的專家,比如哲學家馮友蘭、賀麟,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政治學家羅隆基,社會學家潘光旦、費孝通,文學家朱自清、聞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前兩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會影響出名,而這代人的聲望主要局限在知識圈內。五四一代開創了新知識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做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 30 — 40 年代中國文學和學術的高峰主要是這代人的貢獻。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 1910 — 1930 年之間,他們在求學時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識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后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耽誤了他們整整 30 年光陰,直到 80 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煥發出學術的青春。

1949 年以后,五四和后五四兩代知識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相當長一段時期是由“十七年”一代(1949—1966年)知識分子唱的主角。這代人出生于 1930 — 1945 年之間,其知識底色受到《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影響極大,帶有濃郁的意識形態色彩。由于反復強調與過去的資產階級學術決裂,他們在知識傳統上成為無根的一代。這代人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致力于學術研究,一直試圖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規范。但如同上代人一樣,他們的文學和學術生命被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所打斷。對于這一切,其中的一些人在 1976 年以后有比較深刻的反思,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吸取西方優秀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運動的主要參與者,直接影響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長。

到 80 年代中期的“文化熱”,新一代知識分子崛起。這是“文革”一代人,他們大多出生于 1945 — 1960 年之間,早年有過紅衛兵與上山下鄉的經歷,通過自學和恢復高考,具備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他們以西方最新的文學和學術成果為參照和比照,開始致力于新一輪的思想啟蒙和知識范型的開拓。這代人的知識是開放、多元和博雜的,目前已逐漸成為知識界的中堅。

20 世紀中國的最后一代是“后文革”一代知識分子。這代人出生在 1960 年以后,在他們的心靈之中,“文革”基本上沒有什么烙印,思想解放運動也印象平平。而“文革”一代知識分子擔綱的“文化熱”卻賦予了他們早年的人格底蘊。幸運的是,無論是留學西洋,還是在國內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這代人都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是又一輪的專家型學者,在上兩輩學者指導下,他們目前所做的新知識范型的闡釋工作,已經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到 21 世紀,中國文學或學術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輪高峰的話,這代知識分子將是頗有希望的主角。

透過上述對 20 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極為粗略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前三代與后三代之中,有一種有趣的歷史輪回現象,或者說某種可比擬性。以新知識結構為例,第一代是過渡,第二代是開拓,第三代是陳述。類似的可比擬性還體現在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方面。一般說來,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現為三種不同的人生關懷:社會(政治)關懷、文化(價值)關懷和知識(專業)關懷。這是三種不同層面的人生關懷,有著由顯到隱、由外向內、由入世到出世的區別。作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這三種關懷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時具備的。然而,因為社會環境、時代風氣和士人心態的不同,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往往會側重于某個層面。對于 20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大致來說,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兩代人)更多的是社會關懷,他們處于一個社會結構轉變的前夜,考慮的重心是如何實現社會政治體制變革,因此政治意識比較強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兩代人)更多的是文化關懷,他們對文化價值和道德重建的關心要超過對社會政治本身的關心,因此特別重視文化啟蒙的工作,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化熱”都產生于第二代,并非歷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與“后文革”兩代人)相對來說知識的關懷更多一些,他們已經注意到文學或學術自身的獨立價值,不是在意識形態或文化價值的意義上,而是在文學或知識自身的立場上思考各種問題,因此第三代社會的、文化的貢獻遠遠不及前輩,但其知識的貢獻卻不可限量。

六代知識分子的興亡更替,幾乎濃縮地折射了 20 世紀中國的全部歷史。每代知識分子都是一個很大的研究課題,值得歷史學家去書寫。不過,我以為,目前真正進入“歷史”的還只是前三代知識分子,而后三代知識分子仍然參與著當今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自身還繼續處于流變之中。他們尚未構成“歷史”,仍是“當下”的一部分。后三代知識分子,遠未到蓋棺論定的時候,他們只是文化評論的對象,而非文學史、思想史、學術史或心態史的研究對象。歷史研究,總是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存在一定的時空距離為前提的,而這樣的前提,暫時只有前三代知識分子才具備。

所以,作為一個史學中人,我的下一步工作,仍然將圍繞著前三代知識分子展開。尤其是五四與后五四兩代知識分子的心態史,成為我個人特別關注的課題。我覺得,文學史、思想史或學術史所處理的主要是研究對象所留下的文本,是對文本本身的解讀。但一個知識分子更深層的東西,比如他的心態人格、行為模式、個人無意識(乃至集體無意識)又豈是文本自身所能解讀得了的!這就需要用心態史的方法加以闡釋,將表層的文本表述與深層的心理意識、內在的思想活動與外部的行為方式綜合起來研究,進而對知識分子的歷史有更深層的理解及現代的闡釋。這樣的工作既吸引人,也富于挑戰性,我愿意繼續嘗試著做下去。


題圖為陳寅恪

喜歡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報 ,每天看點不一樣的。

北京赛车计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