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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身為偽造者的他,如何幫助 14000 多名猶太人隱匿身份?

曾夢龍2019-12-10 15:40:18

卡明斯基在最黑暗的角落里點亮了抵抗運動最熾烈的光芒。——《世界報》

《隱身大師》

內容簡介

他是阿道夫·卡明斯基,也是來無影去無蹤的“朱利安·阿道夫·凱勒”,同時還是大名鼎鼎的幕后推手“約瑟夫先生”。他有無數個姓名,亦有數不清的身份。在家人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員;在抵抗組織成員眼中,他卻是一位行蹤詭秘、技藝非凡的專家。

“二戰”期間,染匠學徒出身的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學知識,成功幫助一萬四千多名猶太人隱匿身份,逃離納粹的魔爪。為此,他犧牲了自己的身體健康與家庭幸福,隱姓埋名長達 30 年之久。

如今,他將自己的人生故事,連同那些常人難以想象的曲折離奇,一起交付親生女兒的筆下。從他的自述中,我們得以了解有關這位鮮為人知的“二戰”英雄:他顛簸不安的青少年時代,他低調且充滿“懺悔”的晚年時光。

作者簡介

薩拉·卡明斯基(Sarah Kaminsky, 1979—)出生于阿爾及利亞的演員、編劇、作家。 3 歲時隨父親阿道夫·卡明斯基、母親萊拉及兩位兄長移民法國。本書是她的處女作,于 2009 年在法國出版,至今已翻譯成 8 種語言并暢銷全世界。薩拉·卡明斯基和兒子現居巴黎。

書籍摘錄

前言

“既然你想了解一切,那就先說說關于我你都知道些什么吧。比如你什么時候發現我曾經在抵抗組織里待過?”

“說實話,我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說你是偽造者這件事了。如果我們一直待在阿爾及利亞的話,我可能都不知道你參加過‘二戰’。對我來講,你就像大家說的那樣,是一名‘斗士’。”

“那后來呢,在法國的時候,你知道了嗎?”

“也不是立刻就知道,因為你從來都不說。從小到大,我一直以為你只是一個社會工作者,幫助那些有過不良行為的年輕人恢復正常生活,給他們找工作,教他們攝影。當然,我也隱約從大人們的聊天中聽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線索,這和我知道的有些沖突,于是我被徹底搞糊涂了,是后來發生的一些外部事件才讓我逐漸明白過來的。當時《實錄周刊》(Minute)這本極右翼雜志曾刊登過一篇文章,你還記得嗎?”

“當然,我還留著呢。在這兒,你看。”

“‘前偽造者正依循道德準則重建自己的生活。如今,已不再是偽造者的他,正在教年輕人如何保持品行端正。這名曾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對抗法國的讓松組織前成員,現在正幫助我們來自北非的失足少年們重新融入這個社會……’是的,就是這篇!”

“這篇文章發表后,當時我正在幫助的一些年輕人還跑過來跟我開玩笑,是那種很差勁的玩笑,以至于我不得不說出‘是我侄子需要一些證件’,或者‘我剛好需要幾千法郎’這種話。”

“我還記得很久以后,當你把我們申請法國國籍的資料整理到一起時,我看到了一些信件,其中一封激起了我的興趣。那是一封感謝信,對你在1945 年為法國軍方情報和反間諜工作做出的貢獻表示感謝。當時我對自己說:‘哇,我父親是個特工!’人們則出于不同立場叫你偽造者、抵抗組織英雄、叛徒、特工、不法之徒、斗士……”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這種事情我總有一天會弄明白的。你看,我已經列出了一個采訪清單,正打算去找他們聊聊你。”

“給我看看……嘿,你這名單可真夠長的。不過事情有點棘手,名單上的人大部分都已經去世了。”

等我們挑出那些沒法接受采訪的人以后,名單只剩下了一半。父親說:“這樣一來你也能輕松點。”每當談及讓人痛苦的話題時,他都會這樣開玩笑。

死亡和時間。父親剛剛一語道破了我必須得寫這本書的原因,而且要盡可能快,趕在一切為時已晚之前,只有這樣,父親才不會帶著他的秘密和故事離開,也只有這樣,那些關于他生平的問題才不至于無人解答。

經過兩年的調查,在采訪了二十多人之后,我終于有機會了解阿道夫·卡明斯基—這個一直以來我只知道要叫他“爸爸”的人。挖掘寓意,解讀他的沉默,察覺在他波瀾不驚的敘述里所暗含的情緒,傳遞出那些他沒有明說的事情,找出我在筆記本里記下的一系列奇聞逸事背后所隱藏的信息。偶爾我需要從其他人的角度來理解他的選擇:他作為證件偽造者的一生,他的地下工作,他投身于政治的熱情,他對這個社會以及對各種建立在仇恨基礎上、阻礙社會進步的團體的費解,以及他對建立一個充滿正義和自由的世界的渴望。

1(節選)

巴黎,1944 年1 月。我走向圣日耳曼德佩地鐵站的入口,一刻也不想耽誤,因為需要搭上一趟開往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列車到巴黎東部去。為了遠離其他乘客,我挑了一個折疊座位。公文包里裝著很重要的東西,我把它緊緊抱在胸口,同時在心里默念著經過的每一站。共和國站,還有三站就到了。忽然,從后面一節車廂傳來一陣躁動和說話聲。汽笛已經響了好幾秒,可車門卻一直沒關。緊接著,說話聲被一陣響亮、尖銳、極為特別的腳步聲所取代。我立刻聽了出來。當佩戴著肩章、貝雷帽壓得很低地戴在平頭上的民兵巡邏隊闖進車廂的那一刻,我的胸口感到一陣灼燒。他們給了司機一個手勢,車門就關上了。

“證件檢查!把包都打開準備好搜查。”

我沒有看他們,而是在車廂尾部等著。雖然警察檢查對于我而言已經不再陌生,但今天我卻害怕了。

保持鎮定,壓抑住自己的情緒。我不能暴露,至少不是今天,不是現在。腳別亂動,以防暴露內心的慌亂。別讓前額上的那滴冷汗淌下來。血管里的血液正在突突直跳,快讓它停下。我努力讓心跳變得平穩,慢慢呼吸,藏起自己的恐懼,泰然自若。

一切如常。我有個任務要完成。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在我身后,那群人正在檢查身份證,搜查包裹。我要在下一站下車,但每個車門處都守著一個士兵,看來我是沒法逃避檢查了。于是我站起來,自信地走向他們,把我的證件拿給一個正打算朝我走過來的士兵看,我揮了揮手,示意他我馬上就要下車了。他大聲讀著我的證件:“朱利安·凱勒,十七歲,染匠,法國安省人,住在克勒斯公寓……”他拿著我的證件翻來覆去地仔細檢查,不時抬頭用他那雙充滿狐疑的小眼睛觀察我的反應。我始終保持著鎮定,因為我知道他看不出我有多么害怕。同時我也知道并且確信我的證件是齊全的——畢竟都是我親自偽造的。

“證件齊全……凱勒,你是阿爾薩斯人?”

“是的。”

“你這里面裝的是什么?”

這是我最不想被問到的。那個士兵指著我懷里的公文包,當時我正緊張地抓著拎手。有那么一瞬間,我覺得腳下的地板搖搖欲墜,恨不得馬上逃離,但任何試圖逃走的嘗試都是徒勞的。一陣慌亂讓我的血液瞬間冷卻,必須馬上想個法子應對。

“你聾了嗎?你包里裝的是什么?”士兵提高了聲音問道。

“三明治。你要看看嗎?”為了配合自己說出的話,我打開了公文包。

是的,我包里確實有三明治—它們只不過是我不惜一切代

價要藏好的那個東西的一個偽裝罷了。一絲猶豫過后,士兵瞪了我一眼,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仿佛要找出什么破綻。于是我給了他一個傻笑,每當必要時我都能露出這種笑: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奇蠢無比。接下來的幾秒鐘像是幾個小時那樣漫長。此時我們已經到達拉雪茲神父公墓站,列車開始鳴笛,車門馬上就要關了。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依然清晰記得當時在墓地里從墓碑上方尖嘯而過的寒風。我在拉雪茲神父墓地的一條小路旁找了張長椅坐下,不過不是為了冥想。我的牙齒打戰,身體發抖。為了給自己找個清靜的地方好好整理下思緒,并將壓抑在平靜表象底下的感受釋放出來,我不得不走出地鐵站,拖著身子進了公墓。我把這個過程叫作“回顧式休克”:讓身體慢慢擺脫壓抑的情緒。我只需耐心等待脈搏恢復正常,等手指放松下來不再顫抖。我不知道過了多久自己才平靜下來。五到十分鐘吧。不過已經足夠讓我感到寒冷并回過神來,記起自己是為了誰、為什么冒這么大的風險在這兒,同時也提醒自己這趟送件有多緊急。也正是這份緊迫感,把我從公墓厚重的寂靜里所產生的恍惚中拉了出來,提醒自己一分鐘都不能耽誤,根本沒時間去感受絕望、自憐、恐懼或沮喪。

我準備好重新出發。在起身前,我打開了公文包,小心翼翼地做最后的檢查。我拿起三明治,東西都還在—我視若珍寶的物品:五十張空白的法國身份證,我的鋼筆、墨水、橡皮圖章和一個訂書機。

那天就和往常一樣,我按照前一天收到并花了一晚上背下來的名單挨個兒去敲門,名單上有幾十個猶太家庭的名字和住址。據組織掌握的情報—這多虧了那些打入政府內部的極富同情心的人—名單上的人將在黎明時分被圍捕。我從梅尼孟丹大道走到皇冠街,接著鉆進美麗城大道后面的小巷里。我遇見的每張新面孔都會和那些未知的名字對應上。在木蘭喬麗街上住著布呂芒塔爾一家:莫里斯、露西,還有他們的三個孩子,名字分別是讓、伊萊恩和維拉。他們收下了偽造的證件,從此開始了隱姓埋名的生活。

最理想的情況是:他們已經準備好了護照照片,我直接把它們訂在空白的證件上就好,然后再模仿市政廳職員的筆跡小心地幫他們填上信息。有時他們收到偽造的證件時會很高興,卻缺少相應的照片。但不管怎樣,他們都很重視我的來訪,并向我保證第二天圍捕時決不待在家里。他們當中有的人會躲到舅舅家、女朋友家、侄子家等任何能夠藏身的地方,有的人則無處可躲。

還有一些人起初會拒絕我,后來在我保證不收錢后才又改了主意。不過可惜的是,不是所有人都這么好說話。比如那天晚上,那位住在奧貝康夫路的寡婦—德拉達女士—所表現出來的無知與固執(她堅持認為我在騙她)簡直讓我感到震驚。

當我把證件拿給她時,她感到被冒犯了:“我,什么都沒做,家里幾代都是法國人。我憑什么要躲起來?”說話期間,我的目光越過她的肩膀,看到她的四個孩子正圍坐在客廳里的桌子旁,安靜地吃著晚餐。我使出渾身解數想要說服她。我解釋說,我所在的組織想把她的孩子們藏起來—并視之為義不容辭的義務。孩子們會被安置在郊區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和一群善良的人待在一起——她甚至能時不時收到他們的消息。可是不管我怎么哀求,她都無動于衷,一個字都不想聽,只是很氣憤地站在那里。最讓我受打擊的是,當她聽說我曾被拘禁于德朗西,并在那兒目睹過成千上萬的人被驅逐出境、整車整車的人被帶向死亡后,只是冷漠地回應道,死亡營根本不存在,并表示她根本不相信那些英美人為了政治宣傳所撒的謊。說到這兒,她停頓了一下,緊接著便威脅我,如果我再不離開她就要報警了。她完全沒有意識到,第二天早晨就要來抓走她和她孩子的警察,怎么會現在過來保護她呢?

帶著我的公文包和我的痛苦這雙重負擔,我繼續上路了,挨家挨戶地敲門,在腦海中完成我的清單,一邊是能順利躲起來的猶太人,一邊是被驅逐出境的人。我當時就知道,我會一直清楚地記得后者,永遠無法把他們的名字和面孔從我的記憶中完全抹去。甚至有時候還會做關于他們的噩夢。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很可能是他們自由的最后見證人,于是我試著在記憶里為他們留下一點點位置。

著急也沒用,冬夜寒冷的黑暗已經驅散了二月清朗的陽光。當清單上最后一個地址的最后一扇門在我身后關閉時,早就過了宵禁時間。于是我不得不隱藏起身形,貼著墻壁,避免被路燈照見,壓低腳步聲,悄無聲息地消失。不過我得先找個電話亭,好讓聯絡人知道我的任務已經完成:撥通號碼,留下一條加密信息,然后我才能回家。

在焦急地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鐘后,我終于遠遠看到了青年人旅館這座磚砌建筑的輪廓,即現在的婦女避難所。當時,那是一個供學生和年輕工人們居住的小旅館,價格很便宜,在沒找到更好的地方之前我一直住在那兒。我走到已經緊閉的門前,按了幾次門鈴都沒人開。我冷到腳都凍僵了,卻在宵禁時被鎖在了門外。黑暗中透出的陰影,無處不讓我感覺自己已受到威脅。我聽到了一些聲音,感覺自己已被危險包圍,無處可逃。

我感到筋疲力盡。盡管我已經不再抱著會有人來開門的幻想,但還是最后按了一次門鈴,之后,我躲進一幢公寓的門廳,蜷縮成一團坐在臺階上,雙手環抱著身體,就這樣等待破曉來臨。我一刻也不敢眨眼,更別說睡著,一陣風都能把我嚇個半死。在這種情況下,我又想到了德拉達女士,想到了那些我沒能說服的人,尤其是那些孩子。一想到他們,我便感到一種毫無緣由的愧疚。我有些后悔當時沒能想到合適的話和有說服力的證據。我需要繼續相信自己和同伴們的努力沒有白費,無論如何都不能放棄。我很好奇“水獺”是否趕在宵禁前完成了他的任務,是不是比我發出了更多的證件。我希望他沒有被抓—否則他現在肯定已經死了。

我當然知道,一直以來所有警察都在竭力搜尋巴黎的偽造者。我還知道這是因為我找到了大規模偽造證件的方式,這些證件早就遍布整個北方地區,甚至遠及比利時和荷蘭。在法國,任何一個需要假身份的人都知道,只要聯系到抵抗組織的任意一個分支,馬上就能拿到證件。于是很明顯:如果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那么警察肯定也知道。偽造的身份越多,我們越要加倍小心。我最大的優勢在于,警察們可能一直都在找一個擁有機器的“專業人士”,有印刷機和木漿廠。他們肯定不會猜到,原來他們一直在找的那個偽造者,不過是一個小毛孩而已。

很明顯且幸運的是,我不是一個人。我們實驗室的頭兒叫薩姆·庫杰爾,二十四歲,大家都叫他“水獺”。上一個負責人是勒妮·格盧克,同樣二十四歲,代號“睡蓮”,是一名藥劑師,后來離開這里去護送孩子們和處理邊境前線事宜了。他倆的代號都是從戰前一起參加法國猶太童子軍時的綽號而來。實驗室的成員還有在藝術學院就讀的蘇西·席德洛夫和赫塔·席德洛夫姐妹倆,她們一個二十歲,一個二十一歲,憑借著辛勤的工作和永不消減的幽默感為實驗室做出了巨大貢獻。以上就是傳說中法國猶太人總工會的神秘分支“第六部”偽造證件實驗室的人員配置。除了我們五個,沒有人知道實驗室在哪兒—就連我們的上司們也不清楚。正因為他們無從知曉這個秘密,再加上所有人都嚴格遵守保密規定,我們很自信能夠躲過不少災難,避免被抓的命運。


題圖為改編紀錄片偽造者(The Forger)劇照,來自: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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