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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動蕩的 17 世紀,為什么產生了天才輩出的局面?

曾夢龍2019-12-11 15:28:31

“17 世紀的奧秘在于,混亂時代如何產生了人類思想史上的最偉大變革?或者對這個奧秘的解答本身也是奧秘?”

《天才時代: 17 世紀的亂世與現代世界觀的創立》

內容簡介

歐洲的 17 世紀,堪稱是一個戰火紛飛的世紀, 100 年中只有 3 年沒有打仗,歐洲的社會面貌發生劇烈變遷。同時這也是一個創造力大爆發的世紀,歐洲學者在思想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涌現出伽利略、培根、笛卡兒、牛頓、玻意耳、霍布斯、約翰?洛克等一大批科學和思想巨人,正是這一個世紀的巨變將西方文明推上了人類歷史舞臺的正中。《天才時代》探索了17世紀歐洲社會變遷和思想進步之間的聯系。

殘酷的三十年戰爭沉重打擊了天主教會的思想壟斷,使得信仰和思想逐漸獲得自由。正因如此, 17 世紀也成為一個思想上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時代。這個時代既有一絲不茍的科學探索,又有對超自然力量的強烈熱衷,對煉金術、神秘學、占星術、魔法的癡迷;連牛頓、笛卡兒等新世界觀的開創者,也與它們有說不清道不明的聯系。但是喧囂會逐漸結束,科學思維終于從迷霧中走出,構成現代思想的基石。

作者簡介

A. C. 格雷林,英國哲學家、私立大學“新人文學院”院長、英國人文主義協會副會長,皇家藝術學會和皇家文學學會成員。他出版了《懷疑論的反駁》《道德價值的未來》《維特根斯坦與哲學》《什么是好的?》《物的意義》《好書》《上帝的爭論》《天才時代》《民主及其危機》《生活、性與思想》等 30 余部著作,廣泛論及哲學、倫理學、美學、歷史、戲劇等各個方面。他推崇哲學的現實實踐意義,是歐洲非常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經常為《衛報》《觀察家》《星期日泰晤士報》《經濟學人》等媒體撰稿,并參與BBC(英國廣播公司)等媒體的節目。其成立的私立大學“新人文學院”,旨在填補高層次的人文研究的空白,獲得了道金斯、尼爾?弗格森等明星學者的加盟支持。格雷林于 2015 年獲得伯特蘭·羅素獎, 2017 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勛章(CBE)。

書籍摘錄

第一部分 緒論(節選)

01?觀察宇宙

在溫暖晴朗的晚上走出屋門抬頭仰望夜空,你會看到什么呢?想象一下, 400 年前的人們會怎樣回答這個問題?當時的人們在凝視星空時,會看到什么?應該說他們看到的事物與我們今天看到的并無二致,但他們看到的宇宙完全不同。無論就宇宙本身而言,還是對他們的個人生活來說,這片星空都擁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這說明一個意義顯著的事實:在 17 世紀初,受到最好教育的先輩,那些思想最深刻的人的心智—其心態和世界觀—與遠古的和中世紀的祖先在根本上仍具連續性;但是到了 17 世紀末,人們的心智已經變成“現代的”了。這個顯著的事實意味著, 17 世紀是人類歷史上非常特殊的階段。事實上,它是人類思想史上的新紀元。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將證明我的這個主張。

17 世紀是歷史研究中探索最為深入的時期之一,因此,進入這個領域時,我要先做一個免責聲明。我在本書中的興趣,用最籠統的說法是,這個世紀最有學識的人是如何在這么短暫和動蕩的時間內完成了從中世紀到現代的轉變。在一本書中要做到這一點就意味著選擇、抽樣和概覽,根本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觀察重大思想運動的模式就像從高空俯瞰下面的風景一樣,人們要尋找更大的輪廓。因為解釋 17 世紀的主要議題是科學、哲學和觀念,那是適宜哲學家和思想史專家去探索的領域。

這里需要提出一個爭論。歷史研究的持續發展需要周期性的修正主義,這總體上是好事,因為它能使辯論保持生命力,并對我們有關歷史的理解提出新挑戰,因而也是對我們如何理解當下的挑戰。對 17 世紀是現代社會的大熔爐這個觀點的修正之一是,它不是現代社會的大熔爐:“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不再被認為是科學理性取得進展的關鍵階段,這種發展不再被視為超自然信仰衰落的標志或世界‘祛魅’的源頭。”一位評論家在一篇書評中如是寫道,該書論述了神秘主義信仰如何延續到 18 世紀。無論評論家還是此書作者或任何不再認為這個階段很重要的人都沒能抓住一個關鍵點:沒錯,迷信和古老的觀念當然還在持續—它們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但是 17 世紀發生的世界觀革命已經使其在功能上處于邊緣地位;這些曾經在所有人的心中處于中心和支配地位的世界觀,在更多退入個人生活的私人空間的同時,在形而上學與道德觀、政治和國際關系中也開始走向邊緣。

我對 17 世紀思想史的興趣由來已久。在過去的 25 年中,在對喬治·貝克萊(1685—1753)的思想進行學術考察的過程中,在閱讀勒內·笛卡兒(1598—1650)的傳記和一本關于 16 — 17 世紀辯論良知和探索自由過程中所產生的自由概念的書時,以及大量閱讀有關洛克、科學革命和隨后的啟蒙運動的論文之后,我逐漸認識到17世紀具有特別顯著的意義。我認為它是人類思想發展過程中的新紀元。當然還有其他的時期—事實上數量不少—但是沒有哪個時期像 17 世紀這樣劇烈地改變了人類的宇宙觀。因為這個轉變發生在歐洲陷入持續紛爭、缺乏安全感和遭受壓迫的時期,也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思想體系挑戰傳統信條的時期,這種變革景象不僅非常有趣而且引人入勝。就像很多重要歷史事件那樣,人們從中能夠了解到自身所處時代和環境的很多東西。

17 世紀的奧秘在于,混亂時代如何產生了人類思想史上的最偉大變革?或者對這個奧秘的解答本身也是奧秘?考察這個紛爭不斷、天才頻出的時代目標之一就是提供一個答案。

一個時代的思想是那個時代的領袖人物的思想混合體,體現在他們的辯論、觀點和發現之中。 17 世紀思想的故事因而是領袖人物的思想及其互動的故事,也是對促使思想交流與互動變得可能且往往非常緊迫的因素的研究。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對那個時期做了主觀的分類,并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細節。我們現在談論科學革命,并且用不同方式討論同一時期的哲學并形成了后來有關認識論、形而上學和政治理論的辯論,因而我們的舉動似乎表明科學革命和哲學革命不是一回事,或者確切地說,它們是一個更大事物的組成部分。但是,它們事實上相互依存不分彼此,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更偉大的思想革命。

而且,如果思想觀念不能自由傳播(至少要比人民更自由)的話,這場革命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要理解這一時期的思想發展,我們需要了解一些像郵政服務這樣看似平淡無奇的東西。重要的是,有少數人可以說扮演了因特網服務器的角色,他們將歐洲各地的學者相互聯系起來,為他們之間的信息流動和觀念交流提供了方便。馬蘭·梅森(Marin Mersenne)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個人豐富多彩的著作代表了這個時代思想革命的標志性特征,即努力將真正富有成效的探索與神秘主義、超自然力量、魔法和玫瑰十字會的糾纏分開,當然也與宗教的禁令分開—宗教權威備受質疑而面臨威脅,故而對世俗知識的增長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抱有敵意。

17 世紀的其他評論者將本地語言出版物的快速增長和新教派別的蓬勃發展作為此階段的變革性特征,這是很好的觀點。某些新教派別熱衷于積累物質財富的成功(“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的興起”將這個領域的兩個著名主題結合起來)。不過,重要的是,我們要將其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下。人們對物質生活條件的態度受觀念變化的影響,如什么是最重要的;讀書識字水平的提高和本地語言出版物(尤其是傳單、諷刺作品、政治性小冊子和新聞報道等)的廣泛傳播是主要原因。它們反過來成為民眾觀念傳播的載體——觀念是變革的推動者。

要詳細考察所有這些人的思想、著作和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得到滿意的結果,需要廣博的學識。但是,我希望本書的概述足以證明 17 世紀是真正的歷史大變革時期,其變化之深刻使得之前的一切宛如隔世,而 17 世紀以降才是我們生活的世界。

在本書第二部分,我將考察三十年戰爭以及英荷海戰,后者的論述會更簡練。后面章節中關于三十年戰爭的描述是重復性的和非結論性的,這是戰爭的本質使然。但我認為,這恰好說明那場破壞性沖突久拖不決沒有意義。不過,對三十年戰爭窮根究底地跟蹤描述仍然很重要:它畢竟是歷史變化的基礎。在第三部分,我描述了這個世紀的思想革命的知識背景,不僅僅是尋求神秘知識途徑的那些神秘術士的野心。第四部分講述了更嚴謹的思考和調查方法的興起。第五部分描述了這些方法在社會中的應用。第六部分是簡短的結論,我對 17 世紀創造現代世界的方式和理由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莎士比亞(1564—1616),來自:維基百科

02?人類歷史紀元

更好的候選人或許是古典時代的天才們,羅馬人或中國唐朝統治下的世界其他成熟國家的天才。不過,受過教育的、有思想的普通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這種方式背后的理由在 17 世紀之前是一回事,到了 17 世紀之后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這種變化對很多其他事情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為社會、道德、教育,甚至千百萬人日常生活的安排都受到前現代思想的控制,幾千年來人類生存及其世界觀基本維持原樣。在革命發生后的 400 年中,世界已經與從前的歷史截然不同。這就是衡量標準,即為什么這個階段成為人類事務的新紀元。

17 世紀上半葉的歐洲經歷了 20 世紀之前的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階段,當時思想革命正處于全力醞釀之中。中歐說德語的國家在 1648 年處于遭到嚴重破壞的狀態,那一年三十年戰爭正式終結,就像德國在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的時候一樣。這場大戰的影響和代價極其巨大,其中還包括連續一個世紀的內戰和雙邊戰爭,如法國和西班牙、英國和荷蘭、法國和荷蘭等,這只是其中一部分。人們會再問:產生現代世界的天才為什么會在這個動蕩的年代密集出現?或許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這個動蕩的年代才產生了天才輩出的局面??

在隨后的篇幅中,我將以這個思想世界為樣本,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有所選擇地闡明它是如何集天才時代和動蕩時代于一身的。

從歷史尤其是思想史的故事中提取深刻見解的渴望,解釋了我們為什么如此渴望(或許過于急切)給時代或者運動貼上種種標簽:“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啟蒙運動”。我們這樣做是對重要趨勢做出方便的總結,這些趨勢體現了這個時期的特征,并對后續時期產生了重要影響。就這個方面而言,它們是非常有幫助的。但同樣有幫助的是,我們要記住明顯的一點:標簽是事后貼上去的。生活在某一特定時代的人未必注意到或看重自己時代的那些特征,

雖然它們可能塑造或者直接影響了后來的時代,若從事后回顧的視角看,我們往往會強調這些特征。 16 世紀佛羅倫薩的思想家和藝術家知道他們生活在“文藝復興”時代嗎?“文藝復興”是后代人用來指代這個時代的一個詞,這是一個多元的和無所不包的大詞。答案既是肯定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否定的,正是在時代經驗的自我意識和自我無意識中,我們找到了答案。

當然——這的確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這些事件的某些同代人也的確認識到了它們的重要意義。彼特拉克和康德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們各自為自己時代創造了標簽,就彼特拉克而言,他為他之前的時代創造了一個標簽。彼特拉克將他之前的時代命名為“中世紀”,以標記古典時代與自己時代之間的中間階段。他所處的時代重新發現了古典文明的興趣和價值觀。 18 世紀的康德使用“啟蒙運動”(Aufkl?rung)來表達他那個時代的獨特追求。他并不認為他的時代是開明時代,如他所說,啟蒙是黎明時刻—只有在人們通過拋棄歷史強加在個人信念和自主性上的限制,而敢于運用自己的理性(dare to know)時,才能真正看到黎明的曙光。

不過,我們當然也知道標簽和簡明的階段劃分與其說是提供信息,倒不如說是扭曲信息,因為它們常常帶來夸大的描述,歷史比我們所傾向認為的更加混亂。但我們還是會允許自己貼標簽,因為我們在尋找主題,尋找線索,尋找運動和潮流,它們擁有解釋的功用,它們自身為探究工作提供了若干種啟發。

如果我們允許自己暫時使用這些熟悉的標簽來粗略指代,我們會注意到在 16 世紀的宗教改革和 18 世紀的啟蒙運動之間的這個非同尋常的世紀,帶有某種籠統性的唯一標簽是“晚期北部文藝復興”,這個標簽主要用來指這個世紀的上半葉。這種描述的確有一定的意義,因為它描述了歐洲北部在藝術、文學和科學上的繁榮,我們會將此與莎士比亞、莫里哀、伽利略和牛頓聯系起來。但是,彼時的“北部文藝復興”也在逐漸演變,變成某種更含糊和復雜的東西,其中,北歐和西歐發揮了領導作用。為此,這一階段無疑需要顯著獨有的標簽,如果人們認識到其天才和動蕩混合體的特征,并思考在此過程中歐洲思想跨越的距離(無論是字面意義還是比喻意義上),人們就會吃驚地發現它顯然應當被視為 20 世紀之前兩千年中最突出的時代,只有 20 世紀才能與其相提并論。

笛卡爾(1596—1650),來自:維基百科

與思想沖突相比, 17 世紀的身體沖突本身也具有改變世界的威力。據估計,每三個說德語的人中就有一個因為三十年戰爭而過早死亡。其破壞性的影響削弱了歐洲中部和南部國家的實力,以至于在某些國家需要花費一到兩個世紀才得以完全恢復。

在英國,內戰為巨變開辟了道路,這些變化不僅在后來的世紀里影響了英國,而且影響了世界大部分地區,因為英國政治機構的核心理念隨著全球帝國的建立而被帶到了全世界。

奧斯曼帝國迄今為止不斷將版圖擴張到歐洲的努力,最終隨著在解除1686 年維也納之圍和 1697 年森塔戰役(Battle of Zenta)中奧斯曼帝國軍隊戰敗而終止。這一事實常常被忽略。但是,之前在17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它都是神圣羅馬帝國的一個威脅,給國境綿延過長、形勢復雜的神圣羅馬帝國施加了壓力,后者也同樣面臨著邊界危機和國內問題的困擾。

事實上,從斯堪的納維亞到波蘭,從俄羅斯到土耳其,從克里特島到意大利,從西班牙到荷蘭,從英格蘭到愛爾蘭,甚至到北美的東部邊緣,那里美洲原住民抵抗英國殖民者侵略其領土(保厄坦戰爭),這個世紀很少有哪一年是沒有戰爭的。這還沒算上這個世紀德意志從萊茵河到易北河和多瑙河的廣大地區所帶來的戰爭破壞。整個 17 世紀,法國、西班牙、瑞典、荷蘭、俄國、英格蘭、土耳其、神圣羅馬帝國和大部分德意志諸侯國都陷入了幾乎沒有中斷過的戰爭狀態,在陸地和海上進行周期性的戰爭。

現在回顧一下會驚訝地發現,當時哪些國家是大玩家,以及它們影響力的本質是什么。它們是尼德蘭聯合省、瑞典和被稱為神圣羅馬帝國的獨立實體。三十年戰爭以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而終結,該和約是一場糟糕的妥協,讓歐洲陷入了新的、有時候更加可怕的問題中,并且延續至今。但和約并沒有終止戰爭。這個階段的政治和沖突對我們現在理解自身處境至關重要。

不過,在破壞和動蕩的歷史背景下,一大批天才人物相繼出現,這讓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相形見絀。這里我們僅提及若干例子:在文學界有塞萬提斯、莎士比亞、瓊森(Jonson)、鄧恩(Donne)、彌爾頓、德萊頓(Dryden)、皮普斯(Pepys)、拉辛(Racine)、莫里哀、高乃依(Corneille)、西哈諾·德·貝熱拉克(Cyrano de Bergerac)、斯卡龍(Scarron)、馬勒布(Malherbe)、拉封丹(La Fontaine)、阿爾科福拉多(Alcoforado)、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格呂菲烏斯(Gryphius)、馮·洛恩斯泰因(von Lohenstein);在哲學界有 伽利略 、培根、格勞秀斯(Grotius)、霍布斯、斯賓諾莎(Spinoza)、洛克、萊布尼茨、馬勒伯朗士(Mlebranche)、培爾(Bayle);在科學界有梅森、帕斯卡爾、伽利略、伽桑狄(Gassendi)、惠更斯(Huygens)、開普勒、范·列文虎克(van Leeuwenhoek)、胡克(Hooke)、雷恩(Wren)、玻意耳(Boyle)、羅奇(Roche)、牛頓(Newton)、特雷斯坎特(Tradescant)、萊特(Lyte);在藝術界—限于篇幅,我只能提及這些名字—普桑(Poussin)、卡拉瓦喬(Caravaggio)、魯本斯(Rubens)、埃爾·格列柯(El Greco)、倫勃朗、哈爾斯(Hals)、特布魯根(Terbrugghen)、勒伊斯達爾(Ruysdael)、阿維坎普(Avercamp)、列文斯(Lievens)、克伊普(Cuyp)、揚·斯騰(Jan Steen)、維米爾(Vermeer)、霍貝瑪(Hobbema),但是在輸入這些名字的時候,我意識到光一個國家杰出藝術家的名單就可以延伸很長,這個國家就是黃金時期的荷蘭:該時代的 700 多名荷蘭藝術家都有作品收藏于主要的畫廊,我甚至還沒有開始適當地列出其他地方的重要藝術家。在音樂方面,大部分名家如維瓦爾第(Vivaldi)、巴赫、亨德爾(Handel)在 17 世紀結束時的確都還很年輕,但這一時期有布克斯泰烏德(Buxtehude)、蒙特威爾第(Monteverdi)、柏塞爾(Purcell)、威爾比(Wilbye)等人—這個世紀并不是完全無聲的。

這一連串對藝術、文學、思想、政治和科學做出巨大貢獻的光榮名字本身并不能展現我們這個世紀的全貌, 17 世紀的創造熱情遠遠不止于此。文藝復興高潮時期的意大利城市一直是偉大創造力的發生地,差別在于 17 世紀的創造性反映并且激發了人們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的顯著變化,從而明確地改變了世界進程的走向。試將 16 世紀 90 年代的法國和英國與 18 世紀前十年的法國和英國做下對比,就會發現這種反差要比之前和之后的所有階段都大得多。我認為在對比 1606 年觀看《麥克白》的觀眾和 1649 年觀看查理一世被處決的民眾中能夠提出的一個看法是,前者包括前現代人,后者包括現代人,或者最起碼是那些快速創造現代世界的人——這個變化到了 17 世紀中葉已變得清晰可辨。


題圖為電影《麥克白》(2015)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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