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賬號登錄

社交賬號登錄

0/34

上傳頭像

拖拽或者縮放虛線框,生成自己滿意的頭像

頭像

預覽

忘記密碼

設置新密碼

文化

從 1931 到 1945 年,日本人的思想發生了什么轉變?

曾夢龍2019-12-24 13:59:43

這是部幾乎未曾有過、明白易懂的,并廣泛探索日本近代精神史的講義。——加藤典洋(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內容簡介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到 1945 年二戰結束,日本以“國體”之名,讓包含殖民地在內的全日本帝國籠罩在強烈的國家意識形態支配下,對戰爭、天皇、國家極端狂熱,進而深化其大亞細亞主義與玉碎思想。通過考察日本人的鎖國性格與自卑感、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國家的強制力,以及國家與人民的關系,鶴見俊輔精辟地剖析日本如何從一個在明治時期走向富強,精神思想自由、開放的國家,轉變為保守、狹隘,法西斯主義橫行的侵略國。他進而解釋日本知識分子對國家主義的掙扎、反省、抵抗為何會失敗,又如何在受到壓迫后屈服“轉向”,成為軍國主義的“共犯”,最終在國家發動戰爭時,宣傳并正當化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致使日本走向玉碎之路。

作者簡介

鶴見俊輔(1922—2015),日本思想家、文化評論家、社會運動者。曾任教于京都大學、東京工業大學、同志社大學。與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等人組成“思想的科學研究會”,其主導的刊物《思想的科學》,為戰后日本最負盛名的思想雜志。強調“思想·良心的自由”,積極參與反對越戰、推動慰安婦賠償等運動。著有《戰后日本大眾文化史》《戰爭留下了什么》《漫畫的戰后思想》等。 1994 年因其對現代思想和大眾文化論的貢獻以及在野思想的確立,榮獲“朝日獎”。

書籍摘錄

九? 玉碎的思想(節選)

盡管并非所有日本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戰爭期間的記憶,但至少對現在四十歲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它的確是段苦澀的回憶。這些“人們”,其實也包括我,我們始終有一個強烈的渴望,亦即希望把這段記憶埋在心靈深處,因為我們不想直接與它面對面。關于這個現象,日本的不同世代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說,有些成長于戰后的年輕日本人,就會清楚地詰問他們的父執輩,他們在戰爭中到底做了什么?做父母的面對這種質問,都不愿意回答,至少有很多為人父的是如此。但讀者若能了解他們是如何記憶戰爭期間的偶發事件,如何將記憶藏在心中并置換成他物,如何解釋,又如何表述此記憶,便能掌握理解日本文化的一條線索。我們就從這個著眼點,來追溯十五年戰爭期間,以重大事件為主的各種軍事行動。

1931 年 9 月 18 日,幾名被派至中國東北滿洲的日本參謀軍官,擬訂了一個計劃 :要在距奉天(沈陽)北方約 7.5 公里處的柳條湖,炸毀當時隸屬日本管理的南滿鐵路的某一段路軌。他們并沒有事先向派遣軍司令官和參謀長報告這個計劃。事實上,炸毀鐵路的是河本末守中尉及其部下的幾名士兵。不過,這個事件卻被日軍報道成中國人所為,把事件的責任扔給了中國人,日本國內的報紙也不斷借用軍方的報道。日本旋即對這次炸毀事件展開復仇作戰。戰爭開始之后,日本未經宣戰就把這次事件命名為“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在這個秘密計劃的背后,當時日本的派遣軍,也就是關東軍的參謀軍官石原莞爾中校曾參與其中。他提出一個戰略理論:日本必須在滿洲建立軍事要塞,并借此為之后日本與西歐各國間可能爆發的世界最終戰爭做準備。后來,同樣在關東軍參謀軍官們的策劃下,將廢黜中國宣統皇帝溥儀一事也加入計劃中,并于 1932 年扶植其為“滿洲國”的皇帝。雖然“滿洲國”的事實以強迫承認的做法,還包括了扶植傀儡政權,和退出對此行為大加撻伐的國聯在內。吊詭的是,此種做法后來卻為意大利和德國的國策提供啟發作用。若從同時代的世界史中加以考察,“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曲,也是開啟日本十五年戰爭的肇端。

使用“十五年戰爭”這個稱呼,主要有兩個用意,亦即把日本經歷漫長的戰爭時代劃分為二 :日本與中國的對戰和日本與英、美、荷等國的戰爭。由于戰爭期間我還是個少年,因此,只知道這次戰爭被稱為“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過了幾年,又爆發了戰爭,大家稱之為“上海事變”(一·二八事變)。又經過數年,這回別人告訴我發生了另一場名為“支那事變”(七七事變)的戰爭。這些所謂片段的“事變”,就這樣毫無關聯地灌入我們年少的腦海中。這正是當時日本政府的意圖!如今,我從大人的角度思考,卻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些“事變”都是與歷史的事體有其聯系的戰爭狀態。接下來在 1941 年,我又得知日本和英、美的“大東亞戰爭”開戰了。對日本人來說,我們在主觀上被教導知悉歷史上有過幾次零星的爭戰事件,但卻把它們當成不同的戰爭,而非視為歷史事件。正如我在家永三郎于 1968 年出版的《太平洋戰爭》一書序言中指出的,我們應該把 1931 年至 1945 年的戰爭看成是一場連續性的戰爭,并且把這次戰爭視為日本敗于中國的戰爭!

這項作戰行動是由遠離東京的陸軍參謀總部,也就是由關東軍內部少數幾名參謀軍官暗中擬訂的。他們在計劃實現之后,以此作為既定事實,強迫東京的陸軍參謀總長予以承認,進而強迫當時的日軍大元帥—天皇,接受這個已然展開的戰局。他們將此次沒有事前知會天皇和東京參謀總部的行動稱為“統帥權”,而統帥權決定的行動,包括日本首相及文官在內的內閣閣員都必須接受,這是當時軍人思考的邏輯。在1931年的日本政治中,這種觀念獲得勝利,最終把日本推上世界的舞臺,步入與軍力遠勝于日本的各國展開對決的境地,而其背后的原動力,正是來自于殖民地派遣軍內部的一群年輕參謀軍官。在最初階段,這個集團還包括石原莞爾。他雖然行事專斷,但頗有先見之明。 1936 年,石原加入遭到壓制的年輕軍官陣營,接著,又在 1937 年之后,明顯轉向有意停止攻打中國的陣營,因而被逐出陸軍權力核心。在日本與英、美打得方興未艾之際,石原被編入預備部隊。戰爭就在摒除這位最初全盤策劃者的情況下,由一群精于操控陸軍職業軍人集體欲望的成員,在東拼西湊的計劃下持續進行。

日俄戰爭以前,日本的陸軍就以普魯士陸軍為楷模,之后更是崇拜德國陸軍的作為。納粹德意志在歐洲興起之后,日本陸軍的領導者們便強烈希望日本能與德國結合。從軍事上來看,這可以說是有某種根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史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Har)曾指出,日本只有和德國結成軍事同盟才有可能打贏這場戰爭。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70)一書中提到,波蘭和法國敗給德國之后,唯有英國的軍力足以對抗德國,因為這時候美國和蘇聯尚未加入戰圈。日本參與這次戰爭,對希特勒并沒有幫助,因為日本加入戰圈,反而把美國的力量拉入這場戰爭中。日本海軍剛好與陸軍形成鮮明對比,是以英國為楷模而建立的。關于與德國和意大利結成軍事同盟一事,日本海軍始終與陸軍針鋒相對。1938年,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在主要閣員的會議中清楚指出,即便集結日本、德國和意大利三國的海軍軍力,也敵不過英、美、法及蘇聯海軍戰備的總和 ;他又說,日本海軍原本就不是為與英、美兩國作戰而建立的,而德國海軍和意大利海軍不足為懼。這種毫不客氣的見解,乃基于他對現今世界局勢的具體掌握。

確切地說,日本海軍在 1941 年向英、美兩國宣戰時,也未喪失這種務實的態度。因為當時聯合艦隊的總司令山本五十六也已看出勢態,亦即日本雖然在戰爭初期可以取得耀眼的成果,但此優勢恐難持續。

然而,日本陸軍依仗日本精神與國體絕對優秀的自我暗示,打敗了日本海軍基于務實態度的自我認識。最后,日本和德國、意大利締結了軍事同盟。

1941 年 9 月 6 日,召開指導戰爭的“御前會議”決定對英、美宣戰。在會議中,天皇問當時的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元上將 :“一旦與美國開戰,陸軍要耗費多少時間才能結束戰局?”杉山回答 :“南太平洋的戰事大概三個月內即可結束。”但天皇反駁說 :“日支事變爆發之際,時任陸軍大臣的你表示,戰爭大概在一個月內即可結束,但迄今已過四年,為什么戰事尚未結束?”杉山則回答 :“因為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天皇又問 :“倘若中國是個大國,太平洋豈不是更大?你是基于什么理由判斷戰爭可以在三個月內結束?”接著,天皇再問 :“領導高層是否把重點擺在外交上?”這時候,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大將幫杉山回答 :“正是如此。”然而,盡管外交自始至終就受到重視,但有關開戰或和平的決定,這時候已定下日程,而且也決定積極準備軍力,以供開戰時刻之需。這些事實已大大傾向天皇擔憂的方向,也就是開戰。

假定這時候和美國的談判沒有成功,宣戰的日期就定于 10 月上旬。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把日期定于 10 月上旬呢?因為日軍每天都在進行激烈的軍事訓練,而且石油的存量消耗快速,光是一個小時,海軍的耗油量就達 400 噸。因此,結論就是 :若要發動戰爭,現在正是最好時機。

另一個重大的理由是美國方面的立場。美國政府明確表示,日本從中國撤退和與德國、意大利斷絕結盟,是恢復美日關系的前提條件。石油存量和美國的要求,才是把日本趕向不可能戰勝的賭注的兩項因素。在天然資源和工業基礎上,日本遠遜于中國、美國和英國。日本可以憑恃的只有日本精神和對國體的信念,這是明治維新以來,歷時七十年,由日本政府在國民中培育起來的。從軍事的觀點來看, 1941 年 12 月,德國已經跟俄國開戰,日本開戰伊始就勝利無望的評斷自是恰當的。 1942 年 6 月 5 日,日本海軍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島海戰中,盡管數量上優于美國海軍,但仍吃下第一場敗仗。山本五十六大將麾下有 200 艘軍艦,尼米茲上將(Chester William Nimitz)則以 76 艘艦船迎戰。戰斗結束時,日本損失航空母艦 4 艘、巡洋艦1艘和飛機 330 架;美國則折損航空母艦1艘和飛機 150 架。山本五十六大將開戰時承諾的驚人戰果,在這一階段便告幻滅;接著,要守住開戰初期占得的若干前進基地,更是愈加困難。瓜達爾卡納爾島的防衛注定是要失敗的。日軍于 1943 年 2 月 7 日撤出瓜達爾卡納爾島,卻使用“轉進”這個字眼,模糊國民對日軍撤守的認知。從那之后,作為前進基地的島嶼逐一淪陷,只有阿留申群島中的基斯卡島例外。日軍在此的撤守作戰成功地瞞過美軍的攻擊部隊,美軍經過三天的猛烈轟炸和登陸作戰后,才發現日軍已經完全撤走。日軍方面并沒有全力支援孤立的部隊,也沒有把被美軍奪走的眾多島嶼重新搶回來。因此,在這些島嶼上的日本士兵,分別陷入封閉的狀態中;而正如陸軍的戰場訓示,他們堅守“生不受虜囚之辱”的信念,因而走向玉碎之路。 1943 年 5 月 29 日,美軍的登陸部隊攻陷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島內的阿圖島時, 2,500 名的守備隊士兵中,只有 29 人被俘。在阿圖島之后,南太平洋的馬金島、達拉瓦島和吉爾伯特群島,加上中太平洋馬利亞那群島中的塞班島,以及非常接近日本的硫磺島等,紛紛展現出“玉碎”的風范。最后,距離日本本土最近的沖繩,也在 1945 年 6 月 23 日淪陷了。

這些激昂的模范警示了住在日本本島的日本人,美軍登陸時自己應該做什么。因為當時的政府強調,凡是天皇陛下的忠良臣民應有為維護國體,不惜玉碎的決心。如此一來,即使所有日本人,包括天皇在內皆全數滅亡,形式仍會留存下來。維護國體此思想本身,即有這層哲學含義。根據支配日本長達十五年的陸軍解釋,敕語的哲學必然帶來這種邏輯歸結,但在當時的日本,只有極少數人敢質疑這種推理邏輯。至少在現實上,包括社會科學家和各宗派的宗教家都不敢出聲批判此觀念。1941年決定走這條路線時,難道當時的領導者不應負起事先提醒日本國民,將被政府帶向玉碎之路的政治責任嗎?

海軍軍官由于操作機械的需要,無形中在職業上形成技術者的思維方式,也由于他們平時航海繞行世界的時候,有機會與世界各國的海軍軍官交流,因而保有一種從國際視野看待事件的習慣。因此,海軍在擬訂作戰計劃上較具合理性,有著“絕不擬訂參與者生還概率為零的作戰計劃”這種不成文的規定,至少理論上如此。太平洋戰爭初期,即使是在珍珠港攻擊美國船艦的雙人座特別潛艇,也允許他們在魚雷攻擊結束后,返回出發的航空母艦。盡管海軍并不熱衷于近乎自殺式的戰爭,但最終仍被卷入崇拜“玉碎思想”的集體狂潮中。擔任第一航空艦隊司令長官的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于 1944 年 10 月 20 日下令組織“神風特攻隊”。事實上,這項自殺攻擊的訓練,在 1944 年初即已開始進行,使用的都是為此目的而設計建造的飛機。最后,構想終于實現。大西瀧治郎中將對當初下達這項命令自覺責任重大,便于日本投降之后,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盡。

參加神風特攻隊的成員,都是從有意投入這項為特別目的而戰的志愿者中選出來的。不過,戰爭發展到這個階段,不管是加入海軍還是陸軍的青年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受到這股風潮的感染,紛紛志愿參與這項任務。日本的報紙在報道神風特攻隊時,還刊登了他們出發前的英姿照片,并借由重印他們所寫的信件、遺書和辭世詩句,贊揚他們是多么勇敢的青年。新聞影片中,也拍出這些青年出發時英氣煥發的立姿。戰爭結束之后,比特攻成員更年輕的日本人,用新穎的角度描寫神風特攻隊。小田實是屬于較年輕一代的小說家,戰爭當時,大阪遭到空襲,他正置身于不知逃往何方的幾萬名災民之中。少年時代的逃難經驗告訴他,要從被趕出家門、前途茫然的群眾立場看待這場戰爭。神風特攻隊的隊員大概也有與他少年時代經歷過的類似經驗吧。也只有以此方式思考,小田實才得以在自己的心中捕捉作為英雄的特攻隊員,駕機駛離機場后的形象。對習慣以戰爭時期培養的傳統觀念看待戰爭的年長一代而言,想象特攻隊員駕機起飛后的殉死心情,也未免太過殘酷,所以后來就不予揣度了。 1965 年,小田實寫了一篇題為《思考死難的意義》的隨筆,從各種角度揣想特攻隊員的心境,表現出戰后一代的觀點,試圖把被塞進英雄傳說中的神風特攻隊員,從傳說中拯救出來。這種思想給予當時推動社會運動的新世代極大幫助。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通過嚴密的組織,而是采取較松散的聯結方式,亦即通過在都市遭到空襲時被迫逃出家門的群眾,來抗議日本政府與當時正在進行越戰的美國政府合作。

渡邊清十七歲時,志愿加入海軍當水兵,他服役的船艦“武藏”在當時是最大的軍艦,但卻被擊沉。受創之際,他的一個同伴水兵抱住船桅,哭喊著母親的名字。不過,這名同伴的死,與日本士兵臨死前高喊“天皇陛下萬歲”的傳說相去甚遠。他在戰后出版的紀實小說《戰艦武藏的末日》中,對此事有詳細的描寫。雖然他長期擔任“海神會”事務局局長,全力支持此會,但他與任何政黨都沒有關系,也不受黨派左右,專心投入保存戰爭記憶的工作,從搜集戰歿學生留下的書簡,使其結集問世的活動開始。這些書簡最后結集成書,題為《聽吧,海神的聲音!》。

林尹夫是神風特攻隊隊員之一。據說,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偷偷地閱讀托哥哥取得的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他在軍隊的廁所閱讀該書,每讀完一頁,便把它撕碎吞下。他從中得到一個結論 :自己將為毫無意義的目的而死。他體悟到,日本進行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日本終將被美、英、蘇、中四國聯合的強大軍力打敗。他把這個想法寫在自己的筆記上,又悄悄地寄給哥哥。他雖然能夠構想自己死后的社會形態,但卻找不到自己如何在未來社會效力的出路。戰爭結束之后,他的哥哥把他遺留下的書簡和筆記,編輯成冊出版,題為《命舍月明時》。

海軍少尉吉田滿所乘的“大和”艦,是當時與“武藏”艦并列的世界最大的戰艦。不久,“大和”被編入攻擊美國海軍的特攻任務,不攜帶回程的油料,直接從日本本土出航進擊。戰艦在離開日本港岸,航向最后之航時,軍官房間里隨即展開熱烈的討論。往昔鉗制軍官們言論自由的肅殺氣氛終于解除。他們都在思考,自己到底是為何而死?一名職業軍人—炮術軍官臼淵上尉在激烈的辯論中說道 :“從戰略上來說,我們這次出擊毫無意義可言,也不能給敵人任何打擊;我們的目的就是證實此一行動的徒勞,我們將為此而死。”這些話都被吉田滿記錄下來。吉田滿是少數落海后被救起的生還者,他在《大和戰艦的末日》這部史詩般的紀實文學中,寫下臼淵上尉的看法。這本紀實性的長篇著作,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由參戰的海軍軍人寫成,絲毫沒有對美軍占領日本時期,鉗制言論思想的做法有任何妥協,因此占領軍的檢閱單位禁止這部著作據實出版。直到占領時代結束的1952年,這部作品才以完整記錄當時史實的形式,出現在眾多日本人的眼前。作品的率直文體洋溢著年輕士兵的勇敢,日后成為日本文學中留存的名著之一。這部作品的卓絕之處在于,沒有蒙上戰后性格的痕跡。由戰爭時期軍人文體所寫成的作品,反而可以超越戰爭時代的精神,給予不同時代的讀者們強烈的震撼。而這正證明,無論在任何時代或任何社會,文學作品都是最普遍的試金石。

許多參與特攻行動的青年,都認同自己的行為價值。在這些人之中,我引述的林尹夫和吉田滿,在戰爭末期封閉窒悶的氛圍中,早已展開獨立的思考。他們無力從封閉的狀態中掙脫出來,自然更沒有氣力擊垮封閉的國家。可是,他們孤獨的聲音傳至今天,他們就像落地而死的麥子般,雖然一粒麥子死了,但還會長出更多的麥子。


題圖為電影《廣島之戀》劇照,來自:豆瓣

喜歡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報 ,每天看點不一樣的。

北京赛车计划交流 河北中原麻将下载安装 黑龙江22选5奖池奖金 南京硬腿子麻将app 甘肃十一选五结果 捷报体育比分app 九游棋牌正规吗 排列三五开奖结果 广西快乐双彩开奖结 辉煌棋牌安卓版下载 内蒙古十一选五 黑龙江6+1开奖 随便玩长沙麻将app